旧时谓大臣尽忠，小臣守职。今也指“大事尽忠，小事从廉”。

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大臣法，小臣廉，官职相序，君臣相正，国之肥也。”

诸葛亮一生克己奉公，始终保持忠诚清廉的本色。建兴五年至十二年（227—234年），诸葛亮为消灭北魏的有生力量，实现匡复汉室的宏伟大业，先后五次率兵北伐。军中事务，无论巨细，他都一丝不苟，亲自过问，每天起早摸黑，日理万机，终于因“食少事烦”，积劳成疾，心衰力竭，病倒在五丈原前线大营中。病床上的诸葛亮一想到自己没能完成先主遗愿，不禁老泪纵横。后主刘禅在成都听说丞相病重，立刻派李福前去探望。诸葛亮见到李福后，将军国大事、身故后的继承人等，向李福一一作了交代，又把自己死后如何退兵的安排详细嘱托给杨仪。诸葛亮生前曾给刘后主上过一份奏章，说明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：“成都有桑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留给儿辈作衣食之资，自有余饶。”“臣在外任，没有别的安排，随身衣食，全靠官府供给，不另外经营产业来增加收入。我死的时候，家里不会有多余的布帛，外面不会有多余的钱财，绝不辜负陛下的信任。”诸葛亮去世后，家中的情况确实如他所说那样。蜀国百姓特地修建祠庙，以纪念这位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的一代名相。

“当须徇忠义，身死报国恩。”可谓是诸葛亮尽忠守职、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真实写照。“忠”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“敬也，尽心曰忠”。在封建社会，“忠”有小、中、大之分，分别指向皇帝、皇朝宗庙和天下苍生。诸葛亮的“忠”就包含了这三层意思。当今，我们去除“忠君”的历史糟粕，赋予了“忠”更深刻的时代内涵，不仅包含了对国家、对民族的忠，而且更突出了对党的忠诚，对人民的赤诚。每个共产党人不仅要面临民族大义取舍的考验，而且要面临对党和人民忠诚与背叛的生死考验。今天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，对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而言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更多地体现为要经得住公与私、腐蚀与反腐蚀的严峻考验，试问我们每个党员干部：“入党为了什么？”“当官要做什么？”立党为公，执政为民，是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必须要服从的“大法”，具体又体现在是否能够做到廉洁奉公。“大法”又离不开“小廉”，小事上如果不廉，防线慢慢被突破了，“大法”上岂会守节？忠与廉自古就是人伦道德、从政规范的重要内容，并在实践中日益丰富。清代名臣林则徐有诗曰：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古人尚且为了国家的利益连生死都置之不顾，难道我们党员干部今天还会去计较个人的得失吗？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从“大法小廉”中获得深刻的启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