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刑律晓谕民众，使大家都知法、畏法而守法，以辅助教化之所不及。

《书·大禹谟》：“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，期于予治。” 

春秋末年，晋景公年间，晋国发生灾荒，国内盗贼蜂起，社会很不安定。景公下令治盗，元帅荀林父物色了一位捕盗能手，名叫卻雍。卻雍每天都能捕获盗贼数十人，但奇怪的是盗贼不见减少，反而越捕越多。大夫羊舌职对荀林父说：“元帅用卻雍捉盗贼，盗贼没有捕尽，而卻雍的死期却不远了。”荀林父问什么原因。羊舌职说：“光靠一个捕盗能手，是不能肃清成群盗贼的。而成群的盗贼，一旦合力，卻雍就非死不可了。”果然过了三天，卻雍就被杀了，荀林父也忧愤而死。于是晋景公问羊舌职肃清盗贼的办法。羊舌职说：“用石头压青草，草不会被压死，而会从缝隙里钻出来。用暴力铲除暴力，就像用石头打击石头，两块石头都被击碎。治盗要抓关键，关键就是教化人心，使人们知道行窃是可耻的，那么盗贼之患就会自行消灭。”景公听了羊舌职的话，任用了一个叫士会的贤人，用教化疏导的办法，结果使晋国得到了大治。

明刑弼教，实际上讲的是“法治”与“德治”相辅相成的道理。法律和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都是维护社会秩序、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。对于治理国家来说，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的。法治属于政治建设、属于政治文明，德治属于思想建设、属于精神文明。法律是治国之重器，是最重要、最严厉的社会管理手段，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。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同时，也要倡导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思想，不断推进“以德治国”。古代“德主刑辅”、“明德慎罚”等思想，更强调善教化、明人伦的重要性。今天，我们赋予优良传统文化思想新的时代内涵，健全新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，建立与法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，正是通过法治的规范、德治的引导，教育人民群众自觉匡扶正义、扬善惩恶，形成追求高尚、激励先进的良好风气，实现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，形成长治久安、政通人和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