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直的言论和严正的态度。

唐·陈子昂《谏灵驾入京书》：“有非常之时者，必待非常之主，然后危言正色，抗议直辞。”宋·曾巩《〈范贯之奏议集〉序》：“公为人温良慈恕，其从政宽易爱人，及在朝廷，危言正色，人有所不能及也。”

宋仁宗年幼登基，刘太后垂帘听政。仁宗成年，刘太后仍贪恋权位，不肯还政于仁宗。天圣七年(1029年)，仁宗准备率百官向刘太后拜寿。对于这种“损主威，不可为后世法”的做法，一般臣僚慑于太后权威不敢反对，范仲淹却毫不畏惧地站出来，危言正色，坚决反对。事后不久，范仲淹即被贬为河中府通判。明道二年(1033年)，范仲淹被召回京城，任右司谏。可是不到一年，又因上疏谏阻仁宗废郭皇后而被贬出京师，出守睦州。但他到任后，在呈给皇帝的《谢上表》中却进一步表述了自己“理或当言，死无所避”的决心。他说：“有犯无隐，人臣之常；面折廷争，国朝之盛；有阙即补，何用不臧?”

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“谏”和“忠”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儒家经典《忠经》就明确指出：“忠臣之事君也，莫先于谏”、“违而不谏则非忠臣”；并指明谏诤的最好方式是“始于顺辞，中于抗议，终于死书”。认为只要能够最终使君主改正缺点，任何谏诤的方式都是好的，因为它“能使君改过为美，社稷之安固也”。然而，现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常常乐做“老好人”，生怕得罪人，把“多栽花，少挑刺”、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，“是非面前不开口，遇到矛盾绕道走”，面对别人的缺点、错误，不是诚心诚意地提出来，而是能捂则捂、能盖则盖，谁也不得罪。这样做表面上是把关系搞亲密了、氛围搞和谐了，其实是把人际关系俗化、虚化了，最终要误人误己、耽误事业。古语云：“乡愿，德之贼也”。面对各种不正之风，面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，不敢抵制，不能勇于抗争，是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极端不负责任，也是十分危险的。